刺客黄文雄那些事
如果你是蒋经国，前呼后拥的去美帝访问，是什么心情？肯定是踌躇满志春风拂面。1970 年 4 月 24 日的蒋经国就是这种好心情，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然而，心情终结者突然出现了。身穿风衣的黄文雄就像小马哥一样潇洒的出现在蒋经国的身边，一样潇洒的举起了手中的枪，可惜，事实告诉我们，潇洒的外表不代表有着潇洒的实力，黄文雄没能向小马哥那样快意恩仇，他的身手还不如身边的警察。身高马大的警察及时推了一把小马哥的手臂，子弹就打飞了。瞬间小马哥也被制服了。
“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 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黄文雄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我不知道蒋经国是否听到了这句话，我想十多年后的蒋经国，在决定结束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的时候，一定会想起这句话的。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一直在传，什么黄文雄是三级贫农，靠着蒋经国的扶贫政策才能够去美国留学，黄文雄知道的话得告你们一个诽谤罪。韶山的地主才定性一个富农家庭，官僚家庭出身的黄文雄居然成了贫农？话说根红苗正和黄文雄根本不搭边，要说汉奸倒是能够实打实的扣在他的家庭上。
此时，台湾尚处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由于黄文雄的爷爷是一名坚定地民族主义者，抗日的狂热分子，狂热到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接受国民教育体系。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看来，当文明和文明碰撞时，带来的只有和谐，所谓的爱国主义抵制日货只不过是口炮而已，口炮喊多了，会得口疮滴！只有教育，才能够让人民步入文明。
黄耀辉毕业后，年仅 21 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这事要是放在某地区，这一家人估计早就扣上“ 汉奸” 、“ 卖国贼” 的高帽子游街示众万众唾弃了。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 内公馆”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如果这算是贫农的话，那我们只能算蝼蚁了，不过想想事实确实如此。
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 二二八” 事件。在台北，军警开枪打死了请愿的商贩，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整个台湾。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 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 。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
看来国民党当时不仅丢失了大陆，在台湾也岌岌可危。
黄文雄的高中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就读，开始喜欢当时著名的杂志《自由中国》。作为标准愤青“ 爱国者” ，黄文雄积极参加了台湾“ 复仇献舰” 运动，这时候的他，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没有国哪有家？（注：复仇献舰运动指的是 1954 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 太平号” 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学生掀起的捐款买军舰行动，可以和朝鲜战争中捐献飞机大炮行动相媲美）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左派、共产主义这些敌对势力居然和黄文雄挂上钩。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 开窍” 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黄文雄受他们的影响，开始读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思维缜密、品学兼优的黄文雄成为学生中的政治明星。
然而，1960 年开始，台湾进入了沉默的十年，国民党是台湾人民的指路人，是台湾人民革命的先锋队，是台湾特色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永远代表着台湾的发展方向。于是台湾只剩下“ 蒋总统万岁” 的声音，总统一万岁，人民就牺牲，这是不变的真理，自古到今，欧洲亚洲无不如此。
于是体制内的黄文雄父亲，这位技术流官员也被逮捕，罪名和岳飞一样，“ 莫须有” 。幸运的是经过两轮法院审理，黄父无罪释放。在目睹了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 呼吁” 与“ 忠诚” 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 退出” 。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美国强大的理由之一就是引进人才。当苏联拼命的在德国占领区往回拆工厂设备的时候，美国却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来到国内，从这一点来看，美苏两国高下立判。
在黄文雄赴美留学第四年的 1968 年，左派的高潮来临。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放弃连任，捷克有“ 布拉格之春” ，法国的戴高乐被学生和工人联手逼退。被浪漫化的左派运动似乎代表了黄文雄渴望的一切：敢于冒险、富有学问、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这一切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黄文雄开始思考他的故乡，他把台湾和越南进行对比。在他眼里，虽然不喜欢另外一个阵营，包括苏联和海峡对岸，但是对美国扶持南越和台湾的“ 独裁政权” ，他恨之入骨。此后，在其同样在美留学的妹夫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他开始成为“ 台独联盟” 的一员。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台湾留学生。“ 他们的一些目标，加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我很快就能赞同。身处那个时期的美国，各种民族解放思潮流行，我很多朋友组织起来，上了街头，有人甚至想回国打游击，没人能完全不受影响。”
一位台湾留学生如此形容黄文雄：黄长得很帅，又潇洒，又浪漫，还有一只不离嘴的烟斗，加上那袅袅而上的黑烟，使人感觉他是用诗写成的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丁美洲那位出现在各种 T 恤上的左派青年偶像：切.格瓦拉——还好，黄文雄绝不是格瓦拉，他只是一个刺客。
刺客是怎样炼成的？首先，你得有行刺的目标（废话！）其次，你得有行刺的武器，最后，你得有行刺的计划和行动，光说不练那叫嘴炮。每个月美国能吓尿四十回这就是典型的嘴炮，嘴炮能不能吃那一套？
早在 1969 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纳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会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人事先布置了抚慰。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
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很快由谁来开枪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只不过这次讨论没有在游船上进行，否则又一个土匪组合诞生了。
而一旁冷眼旁观的黄文雄则显示出了一名刺客具有的冷静本质，他意识到：只有让一名普通台湾人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凸显政治意义：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由此也看出西方文明和东方愚昧的区别，西方教育出来的刺客还能考虑到整体政治意义以及伤害无辜的影响，东方愚昧的报仇队伍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屠杀殆尽。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24 日到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饭店。但走到饭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饭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饭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饭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 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带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
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 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小马哥就这样被遭遇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刺失败。
虽然蒋经国此事作出高姿态，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给予不同政见者的只有更严厉的打击和报复。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报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 照顾有加” 。
在警局内，警察从黄文雄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 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 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纳尔大学后，才说出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居然不会用逼供手段，什么土飞机、鬼洗脸等等一起上，别说行刺蒋经国，就算是肯尼迪遇刺一样也能承认。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 谋杀未遂和共谋” 罪起诉。由于涉及到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订得很高，黄文雄需要 10 万美元，郑自才需要 9 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台湾的民主，将势不可挡！
而蒋经国虽然表现十分大度，但这毕竟是枪击事件，换成我估计早留下后遗症了，听见锣响就得尿裤子。总统毕竟见过大世面，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反而念念不忘追问原因：“ 台湾人为何要杀我？” 正是有这样的反思，台湾才会走向了民主。假设没有反思，只有压制甚至继续开枪镇压，台湾如今和朝鲜一样，坚定不移的坚持四个原则：坚持国民党的领导，坚持台湾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三民主义思想，坚持台湾专政。富强、独立、自由将会远离台湾。
不要以为书呆子除了读书坚持原则敢于拼命就一无是处，最起码黄文雄不是这样的书呆子，他简直可以称为是书呆子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聪明的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接受审判——遣送回国——坐牢——无休止的调查骚扰。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弃保逃亡！在得到外国友人的帮助下（又是西方敌对势力！），黄文雄和郑自才居然逃脱了 FBI 的监视，逃亡欧洲。（恕我能力有限，逃亡过程我想不亚于肖申克的救赎，可资料有限，细节无从得知，不过我想如
果把这一段拍成电影，将会获奖无数！）
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 25 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 8 年——1996 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1992 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 国大代表”、反对党的要角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 别来无恙”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后他遭到起诉，检方的理由是，虽然其拥有“ 中华民国” 护照，但是没有户籍，必须申请后才能入境。最终黄文雄胜诉而获判无罪。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仍然充满争议，有关他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 2000 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 刺蒋暴徒” 。而在同一年，他被刚当选为“ 总统” 的陈水扁聘为“ 国策顾问。”
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 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 反对者” 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我想大多数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黄文雄给出了答案：反对的是一切不合理的体制，无论这个体制是否披着“ 民主” 的外衣。台湾，不能没有反对党！ 终其一生，他永远是一个反对者！
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只关心民众福祉，人们总是期待从他这里得到对蒋经国不同于主流的评价，但每次都失望而归。2003年，他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蒋经国为“ 先生” ，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认识他，评价他，所关系的并不是为某个人‘ 打分数’ 而已，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时代、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可不谨慎从事。” 他常强调，自己刺杀的是体制，不是针对蒋经国个人。
出身刺客，却回归于非暴力抗争，2009 年，黄文雄在郑南榕（1989年，党外政论杂志出版者，被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拒捕自焚而死）去世 2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做另外一个郑南榕。黄文雄在演讲中称：“ 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 … 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并且向Nylon（郑南榕的绰号）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带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这就是一个刺客的故事，他以暴力开头，却用非暴力结尾，他告诉我们：民主，就是各种利益的妥协与合作，就是不同的声音达成和谐，民主，就在我们身边。
（以上部分史料摘自郑东阳的博客：永远的异议者——刺杀蒋经国的黄文雄）
此貼由Diss重新編輯：2026-10-27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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